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于陕西省延安市索洛湾村的调研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基层政权的迫切需要,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应然选择。但是,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结构不平衡,在党意识不强,农村干部本领恐慌,管理制度、监督机制不健全。需要通过选优配强带头人,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增强服务效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落实主体责任等路径,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促进全面从严治在农村落地生根。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统筹各类编制资源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

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是新时代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首先分析了编制分类的内容构成、不同类型编制的管理权限、编制总量控制的政策约束,进而对编制分类管理的效应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分析。接着,追踪梳理当前地方统筹使用各类编制的最新探索和创新。在此基础上,从跨类别、跨部门、跨地域、跨层级四个维度,提出编制统筹管理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法律全球化中的刑法现代化——刑法现代化的一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法律全球化下刑法的现代化及其功能的转变问题 ,认为对刑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本质都须作整体性的反思 ,起码要做重新的定位 ,这应该是刑法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具有同一化、实体化、可操作性的法律才能成为全球化的法律。作为公法、历来与国家主权联系甚密的刑法 ,其全球化的现实就更为渺茫。但是 ,刑法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是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是否可能。我们认为 ,以人权为核心展开的刑法的功能的转变应该是必要的。     

WTO背景下的政府政策体制分析

加入WTO将对我国政府的政策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目前政府政策体制存在着突出问题,我国政府应遵循政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原则,构建适应WTO要求的政策体制。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     

论罪犯改造中的情感及教育

罪犯在改造中的一般情感特点有:不良的心境;消极的激情;缺乏社会性情感。罪犯情绪发生的心理机制有以境生情和以情生情两种模式。实施情感教育是对罪犯进行人格改造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必须注意情感教育的艺术化。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文化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获得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视点，这就是文化的视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视点。要正确认识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文化继承和超越、拒绝和借鉴问题以及文化发展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从而。适应时代要求，推进政治文化创新。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上的创新，是党能否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成制度创新的实践。     

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状况、特征和走向

两岸经济关系问题，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经过近20年的发展，大陆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顺差来源地，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数量强劲增长，区域相对集中，单体规模加大，增资扩股较多，且由出口加工型向市场占领型拓展，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拓展，第二产业向一、三产业拓展。两岸产业正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究其原因，互补互利是基础，依存依赖是原动力，经济全球化是外在力量，地缘亲缘是人力量。入世后，两岸经济关系将有新的发展，近期而言，两岸贸易和投资将进一步增长，两岸投资将向科技型、服务型、内销型、双向型转变。远期而言，将加快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逐步架构“大中国自由贸易区”。     

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婚约是婚姻关系建立前的习惯性程序,经历了从罗马法、寺院法到近现代法的不同发展时期,产生的法律效力也各有不同。婚约在我国是一种重要的民事习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婚约关系的调整。婚约的成立应以当事人自愿自行订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婚及无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为条件,依法成立的婚约对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均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婚约存续期间双方互赠的财物,在婚约解除时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一方擅自解除婚约或因他方过错而解除婚约的,无过错方可请求损害赔偿。将婚约视为纯粹的道德问题,不仅人为地缩小了民法的调整范围,也不利于财产纠纷的解决,应通过民法典的制定予以规范。